从《中国合伙人》里看中国式合伙

创业那些事儿，合伙人那些事儿，影视投资那些事儿。本来就是，一部又一部大片。

这是中国第一部创业题材大片，陈可辛执导，王石深度参与，冯仑跑龙套。

你能看到新东方“三架马车”的影子——徐小平提供了最初的剧本，俞敏洪则公开表示不认可此片。

土鳖成东青、海归孟晓骏与愤青王阳白手起家，合伙创办英语补习学校“新梦想”。《中国合伙人》演绎的其实是一代中国人的创业梦想。靠着自己的打拚，土鳖也能变身“留学教父”，成为大众偶像。

兄弟之间，亦曾反目成仇。在自己的婚礼上，眼见成东青与孟晓骏没法坐在一张桌子上，心里难过的王阳喊出：“千万别跟最好的朋友合伙开公司。” 导演陈可辛自己，也经历过兄弟合伙与拆伙。

创业路上，你可能体验辛酸、失败与快乐，也可能见证荒诞、欺骗，乃至背叛。

兄弟情义有时候是靠不住的。中国需要创业精神，需要合伙人精神。

中国式合伙

江湖义气、兄弟情谊往往是中国式人际关系里天然存在的一种元素，然而也正是这种元素，为多数中国式的商业合伙关系埋下决裂伏笔。

万通六兄弟在1991年创立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，此后六兄弟陆续离去，直到2003年王功权离开公司，剩下冯仑为止，历时12年时 间;和《中国合伙人》里，臭跩海归在1994年回国加入补习学校，到2003年三兄弟赴美对抗EES（即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）前夕几乎翻脸，分合 时间段大致相似。

电影只有短短两小时，必须把复杂的商业现实处理成一个简单争议。在《中国合伙人》里，这个争议变成了究竟要不要到美国股票上市。土鳖青年为了保留自 己从一砖一瓦开始创校的成果，认为自己赚的钱没有理由变成股利，白送给对创校没有帮助的大众股东，因此对臭跩海归极力主张的赴美上市有很大抵触情绪，甚至 增发30%股票给员工，以稀释其他股东在公司内的话语权，加强自己阻止上市的优势地位。

至此，当初齐心协力克服困难、在没有学生的时候上街到处贴小广告、在工厂改建的校舍几乎要被强拆的时候找公安说理，在所有困难来临时相互扶持的三兄弟，刀尖却在彼此喉咙上越抵越紧，在各种决策问题里互相找茬，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。

即使在微笑愤青的婚礼上，土鳖孩子和臭跩海归甚至没法坐在一张桌子上，微笑愤青见了心里难过，在婚礼致词时，说了一句让所有看片观众印象深刻的话：“千万别跟最好的朋友合伙开公司。”

一位参与试片的观众在看完电影后眼泛泪光，上前找到陈可辛，表示这部片子跟她的经历一样，她也是早期留美的学生，在美国发展不顺利，流落成打工仔， 只好选择回国创业，跟最好的朋友合伙，结果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，“比路人还不如。”女观众说：“但是我现在很想打一个电话给她，问问她好不好。”

江湖义气、兄弟情谊往往是中国式人际关系里天然存在的一种元素，然而也正是这种元素，为多数中国式的商业合伙关系埋下决裂伏笔。

在陈可辛2007年的得奖大片《投名状》中，已经有过一次三兄弟“创业”剧情：大哥李连杰在太平天国起义时，加入二哥刘德华的山寨，和三弟金城武一 齐投靠清朝八旗绿营围剿太平军。最后大哥为保官位，暗杀了清廷定调为土匪头子的二哥;而三弟为了报仇，一刀一刀砍在大哥身上，结局大哥与三弟俱亡。

投名状是这样说的：“兄弟结义，各杀一个外人，断绝后路，以示忠诚。从此，兄弟的命是命，其他的皆可杀。”

即使进入到现代商业社会，兄弟结义不必再立投名状，但是中国式的合伙关系，仍然很难摆脱这种以性命相见的基础情调，彷佛几个人约好了一起做事，就必须要肝胆相照、后路断绝。

例如三一重工的创始四大佬就充满江湖色彩，梁稳根、袁金华、唐修国、毛中吾是在一个山里焚香、磕头、刺破中指、立下血盟的兄弟;而冯仑在《野蛮生 长》中以“梁山模式”形容万通六兄弟，“座有序、利无别”，股权利润完全平分，如同梁山泊好汉在海南聚义，是水浒的现代翻版。结果商业合伙的关系中，兄弟 情义往往凌驾了合伙关系。

商业关系终究是商业关系，必须回到商业经营的层次就事论事。王石第一次跟冯仑见面时，就预言六兄弟早晚要碰到利益冲突，冯仑当时不以为然，直到第一 次拆伙前夕，六兄弟之间对于企业经营理念、决策、资源分配的意见冲突不断，兄弟情义反而成为最难以跨越的一道障碍，“我住在保利大厦1401 房间，潘石屹住楼下，我们很痛苦地讨论着，等待着，就像一家人哪个孩子都不敢先说分家，谁先说谁就大逆不道。”

青春残酷物语

“中国式拆伙”特别惊心动魄。新东方的真实故事远比电影复杂、纠结许多。

商业合伙关系因为利益分配的冲突而必须告终，本来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但是合伙关系一旦纠缠了复杂的情感因素，拆伙就变得愈发困难，往往纠结着超越商业关系破裂的个人情感伤害，也导致“中国式拆伙”显得特别惊心动魄。

1994年联想集团创始元老倪光南状告柳传志事件尤其具有代表性。倪光南是技术派，柳传志是销售派，两人对公司经营的理念到了最后南辕北辙，联想退出倪光南主导的汉卡市场，柳传志并且否决了倪光南申请的大笔研发经费，倪光南在联想的主要项目几乎停摆。

两人关系在公司成立的第10年崩溃，但是倪柳的关系千丝万缕，很难善终;倪光南状告柳传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，认为柳传志在联想的香港IPO项目中窃 取国有资产，虚报资产负债表，几乎到了恨不得把柳传志送进监牢的程度。倪柳恶斗持续多年，后来倪光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承，1995到1996年是他人生 最痛苦的阶段，如果当时柳传志不把他“踢出”联想，他也可能会沉浸在负面的情绪里，难以开展自己新的人生。

倪光南的这一着没能让柳传志身陷囹圄，柳传志后来却真的把一度有联想接班人气势的孙宏斌（现融创中国董事长）送进大牢。柳传志向来不吝提拔年轻后进，现任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、神州数码董事局主席郭为都是在20多岁时获得重用，成为单项业务的总经理。

孙宏斌也是在联想内部快速获得提升，然而外界认为孙窜红太快，节制太少，让联想内部人士认为有动用公司内部资产接济个人事业的企图。柳传志硬是以挪 用公款13万元的罪名将孙宏斌移送法办，最终孙在否认犯罪的情形下获判有期徒刑五年。两人爱恨交织的师徒情分至此并未结束。当孙宏斌出狱后，柳传志给了他 第一笔资金创立顺驰地产，东山再起。

电影的原型新东方教育集团则经历过一段广受公众关注的混乱时期，由于新东方学生众多，大众知名度高，一有风吹草动都能引起学生好奇，例如广受学生喜爱的名师罗永浩（现锤子ROM创始人），就曾经“带头造反”，对呛俞敏洪，造成一时轰动。

新东方的真实故事远比电影呈现得复杂、纠结许多，和君咨询公司创始人王明夫在《高手过招》一书里提及，最早新东方学校是个杂乱无章的大摊子，一块大 牌子底下搁着一群个体户，尽管名师辈出，但学校老师如同地方诸侯割据、各自为政，有人把持了托福班和GRE、有人把持了雅思和GMAT，谁能多开班，就能 多分钱，校方只管拆帐，其余几乎不管，导致老师们为了自身利益出发，互相挤兑攻击，抢课程、抢学生，对新东方品牌产生了负面作用。

直到2000年俞敏洪找到王明夫，制订出一套统一战略，慢慢把权力重心从“地方诸侯”手上收回“中央”，对学校进行股份制改造。王明夫形容，当时各 方利益难以平衡，俞敏洪安抚了这个又得罪了那个，最后核心团队辞职的辞职、栽赃的栽赃、跳槽的跳槽、另起炉灶的另起炉灶，争权夺利到了白热化程度，连创始 大佬间都气氛火爆。

熟识新东方三大佬的人士说，三人因为有创业的革命情谊在，许多冲突是在一方觉得对方应该能理解、支持的情况下，发生了期待的落差，导致严重的失落感，使彼此间的冲突放大、更加难以收拾。

一次俞敏洪得知徐小平竟然带领内部教师进行“革命”，反对他的新政，心中愤怒不解，直接让人把徐小平的办公室占了;隔日徐小平上班一看，见到自己的 办公室里坐着别人，几乎说不出话来。但是在熟悉双方的人士看来，徐小平也有私下为俞敏洪化解集体冲突的想法，并不是单纯为了反对俞敏洪，“他们的事，反正 说不清。”类似的冲突持续进行了四到五年，王强、徐小平以淡出新东方收场。

文 / 本刊记者 张兆慧 胡采苹
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：4A广告提案网 | 广告小报 | 广告圈那点事 » 从《中国合伙人》里看中国式合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