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交媒体“拷问”传统媒体救灾报道

　　作为媒体机构，在新媒体情境下要转变救灾报道理念，“在场”不一定非要扎堆灾区，而是指身处新闻事件这个大的现场。在社交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， 媒体机构即使“不在场”也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发挥作用、做出精彩的报道。媒体机构可以通过调动各个“自媒体”用户来为其提供信息，并将这些信息“分类、集 纳、整合、阐释”进行有效发布与社会动员。

　　这一次我“不在场”我也“在场”！

　　我参加过1998年的东北抗洪、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、2009年云南姚安大地震。作为一个新闻记者，长久以来我一直有个理念，新闻发生时， 我一定要“在场”，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“亲历”来实践自己媒体人的使命。而且，一直坚信，只有“在场”才能将工作作好。因此，每一次大灾难发生时，都有一 种“一定要去前线”的冲动。

　　但随着社交媒体的日益发达，以及多次参加大型灾难报道的亲身经历，我开始重新思考这些问题：

　　1、灾难发生时，什么是最重要的？

　　2、灾难发生时，只有“在现场”才能做好报道？

　　3、只要“在现场”了，你的报道就完美了吗？

　　4、如果“不在场”怎么做报道？

　　灾难发生时，什么是最重要的？

　　无疑，灾难发生时，救援，是第一要位的。媒体机构及媒体人，也应该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，凡是不利于、妨碍了“救援”的事情，坚决不做，包括盲目 “扎堆”灾区报道；凡是利于“救援”的事情，一定要想方设法做好。前些年灾难发生时，由于媒体竞争意识与专业精神并不像现在这样强，大家赶赴灾区进行报道 应该值得格外鼓励与提倡。而经过这些年的发展，媒体竞争激烈，大灾发生时都纷纷扎堆灾区，抢第一手信息、树自己的品牌。由于平时激烈的竞争，媒体潜意识里 就存有“争夺眼球”的想法，因此，灾难来临时，媒体更要警惕将这种“争夺眼球”的惯性带到灾区报道中，防止“将灾区变身为争夺眼球的名利场”。

　　灾难发生时，只有“在现场”才能做好报道吗？

　　回忆我在1998年松花江特大洪水报道时的情景，那时没有微博、微信等社交媒体，甚至网络等媒体在突发事件中依然作用甚微。当时广播、电视发挥 着很大的作用，我记得当年黑龙江广播电台就将自己的直播间架设在松花江大堤上，当然，广播是灾区现场获得信息的唯一来源，同时十几米高的杆子上挂着大喇 叭，广播中的讯息通过这一个个高音大喇叭传递出来，起着“现场动员”与“指导救灾”的作用。

　　在15年后今天的雅安地震中，社交媒体已经被人们熟练使用，并在灾情信息及救助方面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。在救援人员与国家媒体匆忙赶往灾区之 时,中国活跃的社交媒体用户提前填补了信息空白，他们发布街头居民和建筑倒塌场景的照片,分享网络服务等信息,帮助发布寻人启示等。

　　可以说15年后的今天，在新媒体情境下，救灾报道的“在场”不一定是“在现场”。跟五年前汶川大地震相比，社交媒体已发育得更加成熟，社交媒体不仅发布信息速度在先，而且渐渐成为救灾过程中组织与行动的平台。“自媒体”聚集起来，有助于地震的救援工作。

　　作为媒体机构，在新媒体情境下要转变救灾报道理念，“在场”不一定非要扎堆灾区，而是指身处新闻事件这个大的现场。在社交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， 媒体机构即使“不在场”也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发挥作用、做出精彩的报道。媒体机构可以通过调动各个“自媒体”用户来为其提供信息，并将这些信息“分类、集 纳、整合、阐释”进行有效发布与社会动员。

　　只要“在现场”了，你的报道就完美了吗？

　　新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出现为救灾报道提出了一个新难题：你“在现场”了也并非意味着你的报道就完美。

　　具体而言，社交媒体使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手中的手机、录音机记录下灾难现场的各种片断，而即使是派出强大救灾报道团队的媒体机构也不可能穷尽 报道的所有方面，总有疏漏与偏颇。但在社交媒体被大众广泛使用之前，这种“报道上的缺失与遗漏”不被人们知晓，自然也不会被人们质疑。比如1998年特大 洪水报道中，我拿着手中话筒将现场所见直播播出，全国的听众就会认为你的报道即是灾区发生的情部，不会质疑也无法证实你疏漏和没有报道到的地方。而当人人 都是记者的当下，你的报道将面临永远的不完美与永远的被质疑。你的所见所知永远不可能超过我们面对的“用户”们—-每一个自媒体作者与亲历者的集合。 他们会质疑你报道中的这种偏颇、会揣测你的动机，会认为你的有意回避，并且还可以选择用社交平台来将这种质疑与揣测释放出来。

　　因此，在社交媒体盛行的今天，聪明的媒体与媒体人，一定是那个会发现“用户”并调动“用户”的机构或人，一定会是那个能将来自现场的各类信息进 行“分类、集纳、整合、阐释”的那个机构或人。在新媒体情境下，灾难发生时，你在场，你的报道不一定完美；而你不在场，你的报道未必不完美。

　　媒体机构应该学习自我情绪管理

　　灾难发生时，媒体机构与媒体人应该做些什么？倒底应该怎么做。无疑，媒体应做好三件事：1、传递信息（无论在场与不在场）；2、情绪管理；3、实际救援。

　　前面说了，媒体应该在不抢占“救援”资源的前提下来考虑如何更好地传递信息；其次，媒体还要做好“情绪管理”，包括灾区人民的情绪疏导与灾区外部人们的情绪鼓动；最后也是很重要的是要做好“实际救援”，切实提供有用的救助。

　　媒体除了做好民众的情绪管理，也要做好自己的情绪管理，要冷静、理智，而不是一味煽情。正如网友“云南的美景”所期望的那样：“我只是想说，这 一次的地震，求求中国的媒体和那些什么妇联机构有秩序有管理一些好么?请不要再像当年汶川地震那样，去了那么多的新闻媒体，去了那么多的心理辅导专家，每一组人去都要采访遇难人家属，都要去问家属是不是很难过？可不可以不一遍一遍地揭开别人还未愈合的伤口?”；

　　也要警惕网友所反应的“各报一夜之间变画报，用地震拼创意拼版面，美编比记者忙太多“的现象，珍贵的版面应多让于实际有用的信息!

　　至于到各个媒体是选择“现场直播”呢？还是“集纳报道”？各个媒体要结合自身特点，并在媒体“整体协作”这一理念下分工合作，要考虑央级媒体与 地方媒体、各地方媒体之间、新媒体与旧媒体之间如何分工协作，不再拼抢资源、争夺眼球，而是切实救灾，合理应用资源，起到1+1>2的作用。比如这 一次微博等个人自媒体平台在交通疏导方面的倡导作用尤其明显：从灾害发生之初一直到现在，微博上大量呼吁网友尽量绕道灾区高速路段行车的帖子被转发，这在 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雅安地区的地面交通压力。

　　在社交媒体盛行的今天，灾难发生时，传统媒体的确是要改作风、变理念，学习情绪管理，戒煽情，讲理智。面对社交媒体的大考，在不完美中找寻完美。

消息源：搜狐IT 作者：栾轶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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